作为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国际化”一直是西交利物浦大学自办学以来便十分关注的领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该校执行校长席酉民认为，在判断此次疫情对国内留学趋势产生何种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全球化”。
“在我看来，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的人到另一个国家去，而是全球化的合作与交流，以及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共处。”席酉民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中国变得再强大、再富有，我们依然需要全球化。
“因为世界是一体的，而中国作为这个一体世界中的一个节点，如果失去了与周围世界的连接，这个节点的价值会大打折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也会黯然失色。”席酉民表示，当前我们的确面临多种影响国人留学心态的复杂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国家的留学政策、本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以及国人民族意识的增强等，但这些因素均无法长期影响中国与世界的连接，因而也就无法遏制中国的留学热潮。
具体而言，主要有两个层面影响国人的留学观。
首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席酉民表示，虽然当前反全球化的思潮有所抬头，但相信谁也不会否认全球化的大趋势，尤其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促进并加强全球合作的大背景下，大学的国际化，以及人才的全球化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这一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其次是在个人选择层面。
“国人的留学观中还保留着大量的‘功利’成分——某个手段对我有好处，我就会重视这个手段。”
席酉民说，这并非贬义，而是老百姓一种世俗的出发点。
为什么当前如此多的人选择到国外留学？在他看来，除了出国留学可以获得国际化熏陶、开拓视野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公众对本国教育存在一定不满，很多人不愿意进入现行的教育体系内。
“此时，通过留学进入另一种可能更适合自己且更加成熟的教育体系，便成了一个很实际的选择。”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的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已经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孩子选择放弃高考，“这也是国家要引进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探索全新教育模式的重要原因”。具体到此次疫情，这段时间的确有很多学生家长针对留学事项，向西交利物浦相关教师咨询，比如现在留学美国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暂缓留学等。
“但请注意，他们只是对目前留学所存在的风险有所担心，并没有对留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受访时，席酉民强调。
“也就是说，面对疫情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留学群体仅仅是从短期利益和风险角度作出了一个判断，这并没有影响留学行为本质的价值。”他表示，至于长期会不会有所影响，这完全是一个世界博弈的问题。但在他看来，就国际合作的大趋势而言，当前由疫情引发的种种变化，与长期的留学趋势之间并不存在突出矛盾。
对于此次疫情对国内留学市场的影响，有着多年留学中介工作经历的朴新—啄木鸟教育美国本科事业部经理陈帅表示，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此次疫情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陈帅表示，目前有出国意愿的高中生群体中，有一类学生会在高二之前处于“准备出国”和“准备高考”两条腿走路的状态。
对于此类学生而言，疫情给了他们一个暂缓出国的充分理由，但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本科阶段后，还是会选择出国深造；而对于高中阶段便已经就读国际学校或国际班的学生而言，他们考虑的问题并非是否出国，而是选择什么样的留学中介机构，以及哪个国家更安全。
“这说明此次疫情的确会使部分出国意愿不强的学生放弃留学，但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他们只是暂时处于观望状态。”
陈帅说，换言之，疫情没有使国内留学市场出现多少萎缩，只是使市场产生了一些滞后。
事实上，近20年来，国内整体的出国趋势一直处于扩张状态，而且日益呈现低龄化现象，同时在对待留学的观念层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自本世纪初至2008年左右，留学基本被定义为高考失利或没有准备充分，且有一定资本的家庭子女的一条“退路”，但最近十年，中国家长开始更加有目的性地送子女出国。
“当然，如此规模的出国潮背后，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陈帅说，以北京为例，目前处于初高中阶段的学生，其父母年龄多超过40岁。
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资产，但没有北京户口，这就使得其子女很难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到国际学校就读、中学阶段结束后选择出国留学是一条很实际的道路。
此类家庭占到留学家庭总数的30%~40%。
除去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留学现象外，对于那些可以选择国内高考，但依然出国就读的学生群体而言，造成他们出国的原因则要更加复杂，也涉及到国内外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
“比如在我国，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顶尖高校的数量还在少数，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内依然处于‘一考定终身’的状态。 这对于很多学生而言，选择高考的风险太大。 ”陈帅表示。
国外高等教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其前50名的高校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国外高校招收学生的考试标准以及能力要求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因此，如果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是可以争取进入一个相对更好的高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国内留学热的持续升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所决定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导致学生的选择面狭窄；相对固定的人才选拔模式，相较于国外也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对此，陈帅坦言，在现状没有得到扭转之前，一些学生即便由于疫情等原因选择在国内攻读，但由于其此前已对国外高等教育有了一定了解，当其发现当前教育环境并不符合自身预期时，依然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段选择出国深造。
“这也决定了当前留学市场的某些波动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国人的留学观也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陈帅说。
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改变了大学原有的模样。
近日，《自然》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所有国外的教育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
一家名为伦敦经济的英国咨询公司称，由于学生入学率下降，英国大学明年将面临至少25亿英镑（约合3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澳大利亚5月份的一份报告称，该国大学今年可能会裁减多达2.1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其中包括7000个研究岗位。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学生减少导致学费收入下降。以澳大利亚大学为例，其学费来源严重依赖于中国学生，预计将损失30亿~50亿澳元（合20亿~30亿美元）。
“目前在对待中国留学生问题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存在撕裂和矛盾的现象。”就此，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闫月勤告诉《中国科学报》。
十多年来，闫月勤 一直在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变化与趋势。
在她看来，自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不太有利于我国留学生的政策和决定。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家长非常注重孩子教育，我国留学生已成国外高校学费的重要来源，且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生源相对优秀，国外高校并不想放弃中国这样大的市场，因而依然对我国留学生抱持欢迎态度。
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政府财政拨款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外高校对我国留学生的需求更加迫切。
基于安全、经济等多方面考虑，闫月勤认为，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很可能导致我国出国留学重返精英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留学生群体主要包括小留学生，自费出国的本科生、研究生群体，以及公派留学生群体。
“对于小留学生群体而言，鉴于国外疫情的不可控性，这一群体的父母会谨慎面对自己的孩子在目前的状况下出国留学。” 闫月勤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取得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成果，此前一些因学习成绩不理想、担心考不上大学而选择出国读书的学生，基于疫情下安全、经济等因素的考量，未来更有可能留在国内接受教育。
与此同时，真正想学到知识，希望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并了解本学科前沿动态的学生则仍然会选择出国深造。
另外，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生也更加倾向于支持攻读博士学位。
“这就使得我国出国留学生质量可能会重返精英留学时代，走向高端化，向高质量发展。” 闫月勤说。
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国出国留学就已经出现了增长乏力的现象。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了70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持续增长的背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疲态。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适龄留学人数不断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等诸多因素。
在闫月勤看来，疫情期间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出国留学的增长幅度会进一步下降。
而发达国家高校为了吸引我国留学生前往，会在学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降低中国留学生的入学标准，如调低对外语成绩的要求等，以保证学生数量。
而我国留学群体也将出现“高学历化”，即硕博研究生出国群体将越来越大。
鉴于欧美很多高校的教育水平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我国应该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闫月勤说。
“疫情导致学生出境留学的计划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或将长期存在，但并不是不可逆的。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英国QS教育咨询公司今年5月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意向留学的中国学生中，66%的学生认为留学计划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让他们放弃出国计划。
48%的中国学生希望“延后入学”，延后入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导致很多高校面对面授课的时间延后了。
“学生留学不仅仅是为了课堂学习，还要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而在线教学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侯定凯补充道。
真正放弃留学计划的中国学生只有4%，另有6%表示想换一个留学目的地。
侯定凯表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意向的学生，仍持观望态度，希望疫情后实施原定的留学计划。这说明留学的刚需依然存在”。
未来中国学生的留学之路是否会越来越窄？在侯定凯看来，取决于国际留学生市场的供求两端。
从市场供需两方面来看，很多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从需求方的意愿看，中国家长仍然希望子女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此外，中国家长的经济支付能力也并没有因疫情受到太大冲击。
从供给方来看，虽然一些国家的留学政策，包括人员流动政策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但我们还要考虑政治之外的其他因素，以及不同国家政策的差异性。
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2018年，25%的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虽然美国当前保守的政治势力，让某些专业的留学通道遭到了阻碍，但不能就此认为是全方位封锁或关闭留学生通道。
“未来中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也许会更加分散到加拿大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侯定凯举例说，英国在今年年初推出“全球精英签证”（Global Talent Visa），以吸引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技术人才去英国定居。
与上届政府政策相比，对留英外国学生而言，这一政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延长了留英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签证时间，从原先的4个月延长至两年，即留学生毕业后，有两年时间可在英国找工作。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留学生派出国。
侯定凯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第一”的地位依然不会有变。
在他看来，留学市场一方面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因为高校有学术交流、经济收入等多方面诉求。
大批中国留学生给国外高校带来的学费收入、多元化的校园氛围，以及为本地创造工作机会等，都是有关国家在开放留学生市场时的决策因素。
“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会拒绝中国这么大的留学生市场，只是市场份额在全球分配上会更加分散，不再是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
去年此时，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的毕业生正纠结于如何在若干个offer中进行选择——这是北交大的国际校区，承担着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以及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国际合作项目。“去年，虽然校区毕业生总数较少，只有100多人，但是申请海外留学率却超过了70%。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白延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道。然而，在今年的同一时段，虽然毕业生数量增加到300多人，但目前留学申请比 例却降至50%。
“今年，留学申请肯定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白延雷坦言。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今年收到世界排名前50名大学offer的毕业生比例为23%，比去年还上升了三个百分点，“这说明今年毕业生的质量有所提升”。
在他看来，疫情期间，留学意愿降低是大趋势。
以英国为例，数据显示，40%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留学输出国的学生都将因为疫情放弃留学英国计划；而另一份调查则显示24%的中国学生将取消留学英国计划，39%的中国学生仍在观望中，仅有37%的学生还会坚持出国留学。
除了留学意愿下降，白延雷还表示，学生申请目的地学校不再集中于传统欧美院校。
目前，北交大威海校区拥有7个本科专业，其中有与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合作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也有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作的通信工程、计算机、环境工程、数字媒体、会计和工商管理专业。
以往学生申请留学往往集中在合作办学的两所学校，或英美其他高校。
但是，今年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瑞典等国家也成为学生选择的目的地之一。
白延雷认为，“留学申请目的地国分流的趋势早已显现，即便没有疫情，今年也会出现分流的趋势，只是疫情加快了分流的速度。”
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留学政策持续收紧，以至于北交大威海校区一些原本计划要去美国的学生，也正在将目光转向英国高校，尤其是北交大的另一所合作高校——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其实从录取的标准看，今年的变动不大，只是相对放松了相关要求。”白延雷说。
国内取消了6月的雅思和托福考试，打乱了一些学生的申请节奏，但同时一些欧美院校推出自己的考试，以衡量学生语言水平。
此外，“因为签证问题，一些学生拿到了海外大学的offer，却无法按时前往目的地国。”白延雷说。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便是如此，所以他们正在与北交大威海校区协商，将威海校区作为罗切斯特国内的分校区，让部分无法前往美国的中国学生先在那里借读，课程则以线上教学为主、线下为辅。
——转自《中国科学报》
